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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:“日常性”是一种价值,也是一种书写方式

文章出处:云顶娱乐首页 发表时间:2019-05-25 11:12
周作人:“日常性”是一种价值,也是一种书写方式




与鲁迅不同,周作人在后人中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,呈现出一种复杂面相,而且至今如此。年轻时,周作人也曾紧随社会潮流,倡导新文化,是《新青年》的主要撰稿人之一,他的《人的文学》《平民文学》《思想革命》也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产生了巨大反响。此外,他还注重译介外国新思想,成为那一时期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。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,他也和鲁迅等人共同联名发表《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》,并坚持去女师大上课,以示支援。但他与左翼文学运动一直有些隔阂,因此显得不够革命。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,但最重要的因素应是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,即明显表现在其散文的平和、冲淡之气质,也就是表现在其文字中的“日常性”。周作人贴近日常,写故乡的野菜、写苦茶、写点心,在日常中发现生活的丰富与超然,用“不带一丝火气”的声调叙述人生,并用此种态度完成自己的一生。这也是我们了解周作人为人为文的重要向度。今天是周作人的忌日,经出版社授权,我们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炳月的《周作人的“日常”》一文,来了解周作人的“日常”,也借此文纪念他。

(导语:张进)

 

周作人(1885年1月16日—1967年5月6日),原名櫆寿(后改为奎绶),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、文学理论家、评论家、诗人、翻译家、思想家,中国民俗学开拓人。

周作人的“日常”

撰文 | 董炳月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导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秘书长)

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,距今已半个多世纪。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,说“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”,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。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,留下了许多照片。他“活”在文学史上,“活”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。

周作人的神情,可谓超然、冷静。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,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、冷静。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,在《五十自寿诗》中称“前世出家今在家”。光头,形象上也接近出家人。相由心生,文如其人。周作人的超然、冷静,是可以用其作品来印证的。代表性的作品,就是那些说古道今、回忆往事的散文,谈茶、谈酒、谈点心、谈野菜、谈风雨的散文。本质上,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,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。这种日常性,亦可称为“世俗性”或“庶民性”。在周作人这里,“日常性”是一种价值,一种态度,也是一种书写方式。因此他追求“生活的艺术”,主张“平民文学”,获得了“自己的园地”。

年轻时代的周作人,也曾是忧国忧民、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。五四时期,他投身新文化建设,倡导新村运动,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。周作人获得超然、冷静的日常性,是在中年之后,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。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:“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,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,重新入新的生活。”人生观开始改变。1925年元旦写短文《元旦试笔》,声称“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。“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,讲过许多迂远的话,去年春间收小范围,修改为亚洲主义。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,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,诡计阴谋至今未已,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,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,现在须得实事求是,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。”思想起伏颇大。1926年经历了“三一八惨案”的冲击,1928、1929年间写《闭户读书论》《哑巴礼赞》《麻醉礼赞》等,于是进入“苦雨斋”,喝“苦茶”并且“苦住”,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“日常”的价值观。不幸的是,1939年元旦遭受枪击,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。所幸,日本战败,晚年周作人在社会的边缘回到了日常性。《老虎桥杂诗》中的作品,就体现了这种回归。

上文所引“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”一语中的“人间”是个日语汉字词,意思是“人”。鲁迅的《人之历史》一文,1907年12月在东京《河南》月刊上发表时,题目本是《人间之历史》。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《坟》的时候,改文题中的“人间”为“人”。精通日语者,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。不过,周作人这里使用的“人间”一词,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“人间情怀”。他1926年6月7日写的杂文《文人之娼妓观》,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“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”,并说“这样伟大的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”。词汇的微妙体现了思想的微妙。

在周作人这里,“日常”与“非日常”始终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对应关系。

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,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、世俗性、庶民性正是他钟情的。他赞美日本人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,喜爱日本浮世绘,翻译了日本名著《浮世澡堂》《浮世理发馆》。他翻译的清少纳言的《枕草子》与石川啄木的《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》,同样包含着这种日常性。

 

“周作人生活美学系列”丛书系列。《周作人生活美学系列》包含周作人《日常生活颂歌》《我这有限的一生》《都是可怜的人间》三本著作以及《枕草子》《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》两本译作。

关于清少纳言与其《枕草子》,周作人在其中文译本的后记中做了说明。他将《枕草子》的内容分为三类——类聚、日记、感想,从其分类可见,“散文”之于《枕草子》,是体裁也是精神。早在1923年,周作人在《歌咏儿童的文学》一文中言及《枕草子》,既称赞其“叙述较详,又多记宫廷琐事,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,所有独具一种特色”。日常性,本是清少纳言观察生活的主要视角。她在《枕草子》中写道:“那些高贵的人的日常生活,是怎么样的呢?很是想知道,这岂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?”(卷十二)推敲《枕草子》的书名,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与散漫。在日语中,“草子”本是“册子”(或“草纸”)的谐音词,“枕草子”中的“草子”即“册子”之意。但是,为何是写作“枕草子”而不是写作“枕册子”?在我看来,写作“枕草子”的结果,是书名与日语固有词“草枕”(くさまくら)发生了关联。“草枕”一词体现了日本传统游记文学中的自由精神。束草为枕,乃旅寝、暂眠之意。夏目漱石亦有小说名作《草枕》(1906年)。

石川啄木(1886—1912)二十六岁病故,与其说是英年早逝不如说是夭折。五四后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关注。周氏兄弟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《两条血痕》(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),收录了石川啄木的同题小说《两条血痕》。周作人在这篇小说后面的译者附记

(写于1922年8月1日)

中介绍石川啄木的生平与创作,说《两条血痕》“是一种幼时的回忆,混合‘诗与真实’而成,很有感人的力量。他的诗歌,尤为著名,曾译其诗五首登《新青年》九卷四号,又短歌二十一首,载在《努力》及《诗》第五号上”。至1959年翻译《可以吃的诗》,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作品的时间长达近四十年。他喜爱石川啄木的作品,不仅是因为石川作品混合了“诗与真实”,也不仅是因为他与石川同样悲观于生命的偶然与短暂,而且与石川作品的日常性、日本性有关——结合石川的诗歌来看尤其如此。《一握砂》《可悲的玩具》两本诗集中,多有描写日常生活的诗。“扔在故乡的/路边的石头啊,/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。”“茫然的/注视着书里的插画,/把烟草的烟喷上去看。”等等。有的诗吟咏的是过于琐碎的日常生活,因此如果不反复阅读就无法品味其中近于禅味的诗意。这两本诗集收录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诗。这种“三行诗”的形式并非偶然形成,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、歌人土岐善麿(1885—1980)罗马字诗集NAKIWARAI

(可译为《泣笑》)

的三行诗启发,刻意追求的。在周作人看来,短小的形式最适合表现日本诗歌的美的特质。他在《日本的诗歌》

(约作于1919年)

一文中说:“短诗形的兴盛,在日本文学上,是极有意义的事。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,做成诗歌,每每优美有余,刚健不足;篇幅长了,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,所以自然以短为贵。“

清少纳言与石川啄木,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、发现美,是因为他们有一颗“日常”的心,并且身处日本的精细文化之中。在《枕草子》中,清少纳言描写日常生活情景之后,经常重复那句“这是有意思的”,可见其品味生活的自觉性。石川啄木,甚至能够把自己丰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岛沙滩上的一把沙子(《一握砂》)中。这两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时代相差近千年,而他们同样为周作人所喜爱。周作人翻译他们的作品,是发现、认同他们的同一性,也是发现自我。

我们通过阅读周作人的散文及《一握砂》《枕草子》等译著,能够感受到丰富的日常性,深化对日常性的理解。对于我等往来于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众生来说,“日常”是一种常态,是生命本身,因而是尊贵的。

注:本文摘自“周作人生活美学系列”丛书序言,作者略有改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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